祝一帆

07月31日讯 中超南通支云发布公告，公示了三起与俱乐部有关的司法案件，其中第二起案例中披露，俱乐部旧将祝一帆在南通效力期间“经常下注盘口参与赌球，甚至在主教练明令禁止的情形下违规将手机带入更衣室，被主教练怀疑涉嫌踢假球。”

公告（前俱乐部球员祝一帆阴阳合同诉讼案部分）

2019年中甲联赛，球员祝一帆在我俱乐部效力期间经常下注盘口参与赌球，甚至在主教练明令禁止的情形下违规将手机带入更衣室，被主教练怀疑涉嫌踢假球。综合其训练状态及其他生活纪律问题，我俱乐部对其进行了处罚，下放预备队并扣发其部分薪水以待调查结果论定。其间，祝一帆以欠薪为由与我俱乐部解约，再根据时任总经理李某主导的阴阳合同向我俱乐部申索经济利益，将同一案件、同一争议提交中国足协仲裁委裁决后又提交法院审理。由于彼时足协仲裁委与人民法院的管辖划分不明，司法实践不统一，且足协仲裁委在裁决中表达了“安家费协议”与足球行业无关的观点，导致中国足协明令禁止的阴阳合同竟荒谬地获得认可执行。 ​

这份寥寥数字但金额高达250万元的“安家费协议”不可能与足球行业无关，系附随双方于2018年10月签署的第一份（后取消未执行）工作合同订立。“安家费协议”的性质，对于任何中国足球行业从业者一目了然。第一份工作合同尚未执行，中国足协于2018年12月20日下发明令禁止阴阳合同的《关于进一步规范管理职业俱乐部与教练员、球员合同有关工作的通知》。

接到严禁阴阳合同通知的翌日，我俱乐部即响应开展自查自纠，于2018年12月21日要求所有工作合同重签，其中包括“安家费协议”，被合法备案的《关于运动员祝一帆福利保障的承诺书》取代。但时任总经理李某未按要求留下取消“安家费协议”的书面凭证，予以了祝一帆可乘之机在足协仲裁不认可“安家费协议”后另据此向法院起诉索要250万人民币。

遗憾的是，2020-2021年左右，人民法院对足球行业规则和特殊的争议解决机制尚不够了解；足协仲裁书载明的安家费协议“与足球行业没有关联”这句话，直接导致了该案在法院阶段事实认定错误，处理结果有违一事不再理、诚实信用原则和诉讼仲裁基本法理。

祝一帆案的客观结果是这名球员先通过足协仲裁取得争议的薪资部分，再另行发动民事诉讼，利用人民法院当时不够熟悉足球行业，从法院取得足协仲裁拒绝处理或驳回的其他经济利益，如阴阳合同中所谓的“安家费“、“补贴”或“奖金”。祝一帆案的谬误必须予以纠正——因为它错误示例了如何利用现阶段足球相关法律和司法实践的真空地带重复发动程序，索取不应得的、非法的利益，浪费司法资源并造成俱乐部（作为雇主）的诉累，鼓励了一部分足球从业者、俱乐部工作人员的违法投机行为（见下文第三项沈丽案）。目前，已有另一名前球员效仿祝一帆的做法，在其申请的足协仲裁驳回“奖金”诉求后，又另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祝一帆案的错误结果发生已约两年。在此期间，我国体育法治在实际案例的推动下不断完善，逐渐达成共识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等司法执法部门应当介入曾经封闭、与一般法律原则脱节的足球行业。针对出现不少错误结果的足协与人民法院管辖混淆，2022年12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第201号指导性案例、2023年1月1日生效的新修订《体育法》以及2023年6月由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发布的涉体育纠纷民事典型案例作了更清晰的划分与释明。有鉴于此，并结合本轮足球行业整肃的大背景，我俱乐部已于近期针对祝一帆提起再审程序并跟进后续司法程序，将继续追索其损害我俱乐部合法权益及足球行业形象的法律责任。

新修订的《体育法》并没有解答所有现实问题。法院介入足球案件的司法实践仍在磨合构建的进程中，涉及诸多人民法院不曾有例可循的前沿事项。我们可以预见到祝一帆案在过程上不会一帆风顺，案件结果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也很可能以不断尝试不断失败告终。但是，我俱乐部认为挑战错误判例的过程是有意义的，拟将祝一帆案作为足球法案例典型，及时总结并向社会公布最新诉讼实践，积极参与塑造我国体育法治。

​【剩余公告内容】

案情公告 | 南通支云足球俱乐部有关近期司法案件的说明